皇太极出于何种考虑，反复要求朝鲜出兵，朝鲜王朝如何应对？

清太宗皇太极积极筹划，将朝鲜纳入对明作战的军事体系。丙子之役之后，清朝三次征调朝鲜军队参与进攻明朝的行动。

第一次是在崇德二年（1637年），清朝调动朝鲜水师协助攻打皮岛。第二次是在崇德三年（1638年），朝鲜被要求调集五千步兵配合清军对关内进行劫掠。第三次是在崇德四年（1639年），朝鲜水军和陆军被征调协助参加松锦之战。对朝鲜来说，出兵攻明是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，但两次兵役之后，朝鲜对清朝的畏惧心理更加强烈，因此在征兵上表面顺从，暗地里却极力推托和拒绝。

朝鲜国内也因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。皮岛战役结束后，国王李倧开始担心清朝会再次征调朝鲜兵力去助攻明朝。在李倧看来，“椵岛（皮岛）不过是避乱之人……直据义理，极言其不忍为可也。”他认为，皮岛上的明军与明朝境内的主力军不可同日而语，派兵助清是朝鲜最不愿意执行的任务。朝鲜君臣对出兵一事非常关注，甚至在清朝下达征兵敕谕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对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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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德二年（1637年）3月，李倧召见大臣询问：“助兵清朝是最难遵从的事情，应如何处理？”领议政金瑬回答：“从之则有不可忍，不从则必生大患，前头之事，大可虑也。”吏曹判书崔鸣吉则提出，如果不公开反对，而是以文书委曲开谕，可避免触怒清朝。李倧采纳了这一建议，派谢恩使李圣求前往沈阳呈递文书请求暂缓征兵，但李圣求因害怕未敢递交。

助兵问题一直困扰着李倧。8月，他再次表示：“助兵事，思之气短，彼虽生怒，何忍为之？”崔鸣吉认为调兵进犯明朝是“背理逆天”的行为，于是李倧再次派崔鸣吉为谢恩使赴沈阳呈文请寝征兵。次年4月，朝鲜仍收到了皇太极的征兵口谕。李倧此前已因文书问题受到皇太极斥责和威胁，意识到出兵难以避免。但他仍希望保全与明朝的关系，便秘密命令亲信将朝鲜被迫助清的情况告知明朝水师统帅陈弘范。

清朝的第二次征兵发生在崇德三年（1638年）4月，皇太极命朝鲜调集五千步兵，于6月前集合完毕等待命令。然而到了7月，朝鲜仍无意出兵。清朝派陈奏使带敕谕责问朝鲜反复无常，并以留在沈阳的两位王子作威胁。朝鲜收到敕书后仍未集结部队，而是继续推拖。8月10日，清朝以师期和军饷等事要求朝鲜执行。朝鲜国王态度表面恭顺，向皇太极表达感谢并认罪，同时陈述士兵弊病和运输困难，证明部队不适合作战。皇太极见朝鲜推托，命世子从军，朝鲜这才开始调兵入送。到9月，朝鲜部队才抵达凤凰城，已远超清军要求期限。清将马福塔以“尔国之兵今无用矣”将部队驱回。通过推托和拖延，朝鲜成功规避了清朝第一次征兵的直接要求。出兵虽未如期抵达，但清军依旧入明作战，可见皇太极征调朝鲜军队更多是为了试探朝鲜和施压明朝，而非纯粹军事目的。

征兵结束后，李倧派崔鸣吉向礼部请罪。皇太极敕谕：“朝鲜国王向来倾心归服……此时罪之轻重尚未可预定也。”显然暗示朝鲜的后续态度将决定其罪责轻重，希望朝鲜今后更加顺服。

清朝第三次征兵发生在崇德四年（1639年）6月，清将马福塔将征调朝鲜兵及粮食事宜告知国王。朝鲜王廷再次展开讨论，益宁府院君洪瑞凤说：“臣子道理，岂可使君父入不测之地乎？”曹汉英建议趁世子归国、元孙未出发时拒绝征兵。君臣避入江华岛，百姓藏入山城，派大将屯守南汉山城和江华岛。河榏、赵复阳等也提出类似方案，主张不派舟师，并将船只隐藏。李时白持相反意见，认为事已至此不可不出兵，但出兵应先密通明朝，提醒君王深思熟虑。

李倧最终不想与清朝正面冲突，也不愿出兵助清，便以国内牛疫严重为由婉拒。11月，清敕使传达皇太宗口谕：“马兵果不合于战用，唯水军六千名……军兵亦无战阵死亡之患。”清朝改征水军，并说明士兵仅用于围困锦州，不会造成人员伤亡，以安抚朝鲜。国内流传清朝欲易立新王的传言，李倧不敢再拒绝出兵。

朝鲜将士对出兵态度消极。舟师上将林庆业启奏称“中军别将，人人无不抵死厌避”。朝廷为慰劳赴沈军，发放棉布，士兵接到后甚至愤而掷地，表示“此去吾当死矣，得此何为？”林庆业本人亦极不情愿。

皇太极的目的在于试探朝鲜态度，并通过出兵助战引起明朝注意。崇德五年（1640年）4月，林庆业率兵运米赴清途中被明兵截击，船只受损，粮食几乎漂没。清朝怀疑朝鲜故意阻挠，并发布敕谕责其“恶念复起”。皇太极派官员督促朝鲜按时起行，并派人随行引导。最终，朝鲜派出五千兵力、一百一十五艘船载米起行，部分士兵遭明军截击，剩下约一千五百人被允许陆路返回。

由此可见，皇太极并不在意朝鲜军队的具体战斗力或人数，征调朝鲜兵力主要是政治目的。一方面试探朝鲜的态度，另一方面通过朝鲜助战激怒明朝，使其彻底断绝与朝鲜的暗通联系，从而巩固清朝的战略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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